2019年年末，新冠疫情悄然来袭并迅速蔓延，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全国一盘棋，集各方优势资源，采取一系列历史上空前的防控和救治举措，取得明显成效。新冠疫情在对人民生命健康造成威胁的同时，也对社会、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带来较大影响。一方面，我们应立足当前，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战，另一方面还应放眼长远，及时总结经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和社会治理体系。

　　新冠疫情来势凶猛，湖北、武汉等疫情严重地区成为我国抗击疫情主战场。广大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冲锋在前。全国各地数百支医疗队，4万余名医务人员不畏艰险，抛弃个人利益，为大家舍小家，逆行而上，驰援武汉和湖北一线；抗疫战场上最美“逆行者”的感人画面令人肃然起敬：多位医学大家不顾龄高年迈，仍然奔赴一线指导救治；武汉一位医生身患渐冻症，妻子感染上病毒，却依然以顽强意志奋战在最危险的地方；上海华山医院驰援武汉医疗队集结出发前，高声背诵医者誓言；北京大学医疗队一位医生穿好防护服后对同事说道，不用写我名字，就写“不怕”，我是谁不重要，希望患者们看到了能不再害怕；华东科技大学一位医生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后在隔离期间仍心系疫情，坚持阅片，讨论病例，指导会诊。医护战士们毅然递交“请战书”，写下“不计报酬，无论生死”，他们奋力投身救治一线，不顾长时间高强度工作的疲惫不堪、脸上被口罩勒出的醒目血痕、手指被汗水浸泡得发白发皱。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其磨砺，始得玉成；惟其危重，方显无私。他们是最可爱、最可敬的人！患者在治愈出院时，向医护人员由衷地表达谢意，“虽然看不到防护服里你们的模样，但我记住了你们悉心照顾我的样子”；隔离病房一位3岁的小患者治愈出院时向护士阿姨行鞠躬致敬礼。医者的使命就是在病人需要的时候，全心救治，悉心守护。医疗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事业，医务工作者以实际行动践行誓言，用坚守和奉献诠释使命与担当。

　　一、重大疫情的历史回顾

　　事实上，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与病毒和细菌的斗争从未停止，经历的传染病也数不胜数。

　　鼠疫、霍乱、天花、流感等传染病已经折磨人类数千年。人类历史上有三次鼠疫大流行，第一次是从6世纪开始至8世纪消失的“查士丁尼大鼠疫”；第二次是从14世纪开始到1800年左右消失的“黑死病”；第三次是从19世纪开始，传遍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大陆，致数千万人死亡，传播速度和范围超过前两次疫情。19世纪末到新中国成立，我国先后发生过6次鼠疫大流行，发病人数约115万，死亡约100万人。随着细菌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了鼠疫发生的原因和传播途径，通过适当及时的治疗能有效改善患者预后。

　　霍乱的流行始于19世纪印度恒河三角洲，之后时有发生并蔓延到世界各地，前六次霍乱大流行使全球范围内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第七次大流行始于1961年，从南亚传至非洲，再扩大到美洲，至今仍然在印度和许多非洲国家和地区流行。据世界卫生组织估算，每年有2.1万至14.3万人因霍乱死亡。霍乱的发生与卫生条件密切相关，通过隔离、水源和环境消毒等措施可有效控制。

　　天花是一种古老的疾病，对人类造成极大危害。公元3世纪和4世纪的罗马帝国就有大规模天花流行。18世纪欧洲殖民者把天花带到美洲大陆，给当地印第安土著带来毁灭性打击。直至20世纪，天花仍横行无忌。16世纪，我国发明了“人痘”接种法，这是世界公认的最早有文字记载的疫苗接种史。1796年琴纳(E.Jenner)发现接种牛痘病毒能够保护个体免于感染天花，并且发生疾病的风险低于人痘接种。1805年牛痘法传入我国，1949年我国普种牛痘，并建立天花监视系统。直至1979年，全球宣布根除天花。

　　1918年和1919年由甲型 H1N1 流感病毒引发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横扫美洲、欧洲、亚洲，死亡人数比以往任何一次流感都要高，造成全世界数亿人感染、数千万人死亡，其全球平均致死率约为2.5%-5%，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流感疫情之一。

　　21世纪以来，新发传染病和耐药病原体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

　　2002年爆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首先在中国广东发生，并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直至2003年中期疫情才被逐渐消灭。SARS的流行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SARS爆发期间一度缺乏有效的防控措施，它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重创使人们意识到公共卫生的重要性，随后，科学、医疗卫生领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和实践。

　　2009年H1N1流感（也称为甲型H1N1猪流感）起源于墨西哥，之后传入美国及世界各地。2009年4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该流感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009年10月24日，美国宣布国家紧急状况。从2009年4月到2010年4月，美国约6080万人感染病毒，死亡12469人。全球约有15.1万人至57.5万人感染致死，其中80%是65岁以下人群。

　　2012年发生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是由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引起的一种呼吸道疾病。2012年，首次在沙特阿拉伯发现该病毒，它可引发多种严重的并发症，病死率高，约35%的中东呼吸综合征患者已死亡，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了严重威胁。自2012年以来，27个国家报告了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2013年至2014年，H7N9禽流感病毒作为全球首次发现的新亚型流感病毒出现了流行。2013年我国华东地区首次发现人感染H7N9，此后疫情迅速蔓延，感染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2016年12月起，我国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数急速上升。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数据，2017年我国感染H7N9禽流感589人，死亡259人。随着对H7N9禽流感病毒的不断认识和有效防控，2018年至今发病人数明显下降。

　　2014年至2016年，埃博拉疫情在西非肆虐。埃博拉病毒是一种源于非洲中部地区的致命病毒，1976年首次发现，它引起的埃博拉出血热致病性、死亡率和传染性非常高。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种因素，近十年来一直在非洲此起彼伏地暴发流行，世界各国高度关注，并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进行研究，目前已经有部分疫苗和治疗药物用于临床。

　　2019年9月开始，流感在美国爆发（甲型流感病例占43.3%，乙型流感为56.7%），且病情不断升级。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2019年9月至今年1月底，美国流感已导致1900万人感染，约1万人死亡。美国有48个州出现了流感病毒疫情，其中32个州处于高危状态，这是美国近十年来最严重的流感季之一。

　　除了上述病毒的危害和流行，还出现很多新型病毒的侵扰，如尼帕病毒、裂谷热病毒、布尼亚病毒、寨卡病毒等。它们导致的多种现代流行病在全球各个地区时有发生。人类在发展，病毒也在变化。人类对抗传染性疾病取得很大进展，但由于病毒或细菌的潜在危险，人们还应保持高度警惕。

　　二、医学科学技术发展对传染病防治的贡献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为应对传染病提供了丰富的手段。传染病的有效控制使人类预期寿命大幅度增加。科技的持续攻坚和现代医学与卫生制度的不断完善，使大部分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下降并稳定在极低水平。但是，传染病及其影响因素非常复杂，人类对传染病的认识还很有限。由于自然及生态环境因素的不断改变，加上物种进化和基因变异的影响，新的传染病不断涌现，旧的传染病时时来袭，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由于传染病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在造成严重的突发公共事件的同时，也使诊断和治疗面临极大挑战。

　　20世纪20年代，青霉素被发现并迅速得到了广泛应用，拯救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成为第一个作为药物用于临床的抗生素，治愈了很多细菌感染性疾病。随着微生物学、生物化学、有机化学、分子遗传学等的发展，抗生素的筛选方法逐渐增多。1945年，链霉素的发现，使人们研究抗生素的信心倍增。在之后二十年时间里，金霉素（1947年）、氯霉素（1948年）、土霉素（1950年）、制霉菌素（1950年）、红霉素（1952年）、卡那霉素（1984年）等相继被发现，使很多曾经威胁健康的疾病得到有效控制，如猩红热、白喉、结核病、败血病、伤寒、痢疾等，然而，艾滋病和埃博拉病毒等诸多新疫病的出现，使人类又面临新的难题。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传染病的危害，了解到很多疾病产生的原因，并采取了一些措施，进行了有效控制。在人类与传染病的较量过程中，不仅要提高自身免疫力，还要依靠科学技术主动抗击病毒，战胜传染病。迄今为止，疫苗是对抗病毒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它将在维护人类健康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许多预防传染病的疫苗都在上个世纪研发出来，科学家和医学家们做出了重要贡献。

　　1796年，英国乡村医生琴纳(E.Jenner)在替人种人痘的基础上，证实种过牛痘的人对天花有免疫力，开创了免疫接种牛痘疫苗。1798年第一支疫苗诞生。

　　1952年美国医学家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发明了脊髓灰质炎疫苗，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世界上80%的儿童已经接种过脊髓灰质炎疫苗。

　　1967年，美国微生物学家莫里斯·希勒曼（Maurice Hilleman）研发出流行性腮腺炎疫苗。他一生研发了超过40种疫苗，包括麻疹疫苗、腮腺炎疫苗、甲型肝炎疫苗、乙型肝炎疫苗、水痘疫苗、流脑疫苗、肺炎疫苗、以及流感嗜血杆菌疫苗等。

　　1971年，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和风疹三联疫苗问世，这三种传染病的发病率大幅下降。

　　此后，针对全球新发现的传染病病原体，开展了各种疫苗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缺少突破性进展，未来期望研制出更多种类的疫苗，让人类免受传染病的侵扰。

　　抗生素和疫苗的普及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使得因传染病死亡的人数大大降低。同时，疫病带来了医学发展的契机，加速了医学理论更新和医疗技术的创新。然而，当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缺少有效药物时，如何积极做好危重患者的治疗，需要从护理、诊断到治疗，综合利用护理学、病原学、病理学、呼吸病学、重症医学、中医学、免疫学、病毒学等多学科知识，才能完成全方位的诊疗。

　　三、医学人文精神的价值引领和精神支撑

　　1.践行医者的初心、使命和责任

　　防疫与治疫，都离不开医护人员。在历史进程中，面对各种瘟疫，一批批仁心医者毫不退缩，不避艰险，在实践中反复研究治疗方法，得出非常有价值的经验，挽救了无数生命，为防疫抗疫做出了巨大贡献。“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指出“故体有可愈之疾，天有可赈之灾，圣人和以至德，辅以人事”。他收治被社会歧视的麻风患者600多人，要求医生在救治病人时“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医圣”张仲景强调医生要有“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的担当精神，在研究医学中贯彻“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严谨态度。古代医学大家树立了医德医术的典范，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治疗经验。

　　自古以来，“医者仁心”“医道无私”理念世代相传，充分体现医学是造福人类的崇高事业。新冠疫情当前，病房如战场，医者使命在肩，初心如磐。一线医护人员化身为逆行英雄，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面对危险疫情，他们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敢与疫魔拼刺刀，体现了果敢担当。临危之际幸有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王辰院士、乔杰院士等医学大家，以及广大医疗卫生工作者的挺身而出，奉命于病难之间，受任于疫疟之际。在共同抗击疫情斗争的过程中，全国广大医务工作者冲上疫情防控第一线，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顽强拼搏，日夜奋战，为拯救生命忘我工作，体现了医者仁心，赢得了全社会高度赞誉。医护人员用自己的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对待照顾每一位患者，用自己的付出护佑生命，践行医护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心理医生加强心理援助，及时守护患者及家属的心理健康。武汉方舱医院的医务人员通过各种活动让病人感受到爱心，传递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决胜疫情的信心，将人文关怀和温度送到患者身边，消除患者对疫情的担忧和恐惧。广大医护人员的专业知识、职业素养、使命担当，铸就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要屏障，彰显出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品质。

　　2.树立献身医学的科学人文精神

　　在与瘟疫的斗争过程中，除了冲锋在前，不辞辛劳守护病患的医护人员，更有默默无闻、锲而不舍进行科技攻关的医学科研人员，他们夜以继日的研究产出了累累硕果，有效支撑了传染病的防控和救治。

　　17世纪，荷兰生物学家列文虎克发现了肉眼无法看到的极其微小的生物。17世纪末，耶稣会教士阿塔纳休斯·基歇尔认为瘟疫的传染源是“活的传染原”；19世纪，雅各布·亨勒在《病理学研究》中讨论了“关于瘴气、传染原和由瘴气及传染引发的疾病”。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认识到很多传染病其实来自于微生物。

　　微生物学之父法国巴斯德，1822年出生于法国多勒，1865年，他查明了当时爆发的蚕孢子虫流行病的实质和传染途径，还研究了鸡霍乱和炭疽热，发现一种毒性已减弱的病毒可以引发自动免疫，类似牛痘痘苗，并成功研制出鸡霍乱、炭疽热和猪瘟所需疫苗。他开创了微生物研究先河，创立了一整套独特的微生物学基本研究方法，在医学史上首次倡导疾病细菌学说，发明疫苗接种方法，其理论和免疫法引起了医学实践的重大变革。1888年，巴斯德研究所在法国巴黎建立，他在研究所里进行了狂犬病预防治疗等一系列研究。

　　1843年出生于德国一个矿工家庭，青年初期就表现出强烈的科学兴趣。1876年，他发表了自己对炭疽热病因的研究，并提出如何消灭感染性细菌。随后，他致力于伤口感染的研究并证明该病是由若干特定细菌引发的感染。1880年德国政府任命科赫为帝国卫生局成员，在此期间，他详细描述了细菌学研究方法，发展了消毒方法，并证明了蒸汽消毒更加可靠。1882年，他证明了肺结核不是慢性营养失调，而是一种慢性传染病。1883年，他在研究霍乱的过程中，发现霍乱弧菌及其传染途径。他一生都奔波于各地的研究，在南非研究牛瘟，在东非研究得克萨斯热，在爪哇研究疟疾……只要哪里爆发了疫情，他就去当地开展研究工作。

　　人类对于病原（细菌和病毒）和传染病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歇。众多优秀的研究者全身心投入，成果不断涌现。

　　1882年，勒费尔发现了马鼻疽杆菌，柏林格和哈尔茨发现了牛放线菌；

　　1884年，勒夫乐发现了白喉杆菌，尼古拉尔发现了破伤风杆菌；

　　1886年，弗伦克尔发现了肺炎双球菌；

　　1887年，魏克赛尔鲍姆发现了流行性脑脊膜炎的病因；

　　1892年，菲费尔发现流感杆菌；

　　1894年，北里和耶尔森发现了鼠疫杆菌；

　　1897年，克鲁泽和志贺发现了痢疾的起因；

　　1901年，福德、达顺和布鲁斯发现了昏睡病起因；

　　1905年，则因绍丁发现了梅毒的起因；

　　1945年，弗莱明首次发现青霉素及其治疗传染病的效果；

　　1982年，普鲁辛纳发现朊病毒；

　　1983年，西诺西和蒙塔尼分离出艾滋病毒……

　　在我国，同样有一批病原微生物及传染病学家抱着对科学的执著、对生命的热爱，奋不顾身孜孜以求地进行科学实验和研究，以他们的医学实践和创新精神贡献给人类健康事业。

　　我国防疫事业奠基人、著名医学家、公共卫生先驱伍连德， 1905年获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08年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1918年任北洋政府中央防疫处处长、北京中央医院（今位于白塔寺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院长。1910年在东北鼠疫大流行期间临危受命，承担起东北防疫的重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关于旱獭在鼠疫传播中的作用的研究获得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他使用科学的工作程序和方法，找到传播途径；通过“疫患隔离”“伍氏口罩”等措施来切断疫情蔓延；通过焚烧疫尸来消灭传染源。他的治疫理念和有力举措控制了肆虐数月的疫情，避免了更大范围的流行。他的一系列开拓性工作对中国近现代医学卫生防疫事业做出卓越贡献，奠定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基础。

　　我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学家汤飞凡，1921年毕业于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1925年，他被推荐到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进行深造。1929年，汤飞凡回到上海，在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工作。他除了做了大量病毒的研究，还对沙眼、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脑膜炎、致病性大肠菌肠炎、牛胸膜肺膜炎等传染病病原学进行研究。1937年后，汤飞凡被任命为中央防疫处处长，期间，他创建了中国最早的抗生素生产研究机构和第一个实验动物中心。1949年10月，原察哈尔省北部鼠疫流行，汤飞凡带队突击研制，两个多月就制造出鼠疫减毒活菌苗900余万毫升。1947年，他还研制出黄热病活疫苗援助当时非洲和中美洲黄热病流行地区。为了扑灭天花，我国50年代实行普种牛痘，汤飞凡研究出的乙醚杀菌法增加了痘苗的产量，为全国消灭天花做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他分离得到世界上第一株沙眼病毒，并证明了它对人类的致病性，使沙眼在中国的发病率从将近95%降至不到10%，如今在中国几乎看不到沙眼的踪迹。汤飞凡是中国微生物学界的骄傲，被称为“衣原体之父”和“中国疫苗之父”。

　　皮肤性病学家胡传揆，1927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1927-1932年在北京协和医院任住院医师、皮肤科医师，1930年发表了《人类维生素甲缺乏病的皮肤损害》，并成功在多种病变组织中找到梅毒螺旋体。1948年，担任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1954年，兼任中央皮病性病研究所所长，并开始研究麻风病。他在为消灭中国的性病、控制头癣和麻风病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

　　病毒学家顾方舟，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1955年毕业于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1985年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1962年，他牵头研制成功糖丸减毒活疫苗。自1964年“脊灰”糖丸疫苗推广以来，“脊灰”的年平均发病率从1949年的十万分之4.06下降到1993年的十万分之0.046，使数十万儿童免于致残。顾方舟是我国组织培养口服活疫苗开拓者之一，为我国消灭“脊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药学家屠呦呦，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1960年代初期，疟疾成为当时危害健康的重大威胁。1967年，国家启动“523”任务。1969年，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接受任务，任命屠呦呦为研究组组长，开始进行抗疟药物研制。1971年，屠呦呦分离获得的191号青蒿中性提取物样本显示其对鼠疟原虫抑制率达到100%。1972年，成功分离出抗疟有效单体化合物结晶“青蒿素”。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将基于青蒿素的复合疗法作为一线抗疟治疗方案，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使非洲疟疾致死率下降66%，5岁以下儿童患疟疾死亡率下降71%，为挽救人类生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屠呦呦也因此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自新冠疫情爆发至今，疫情防控科研攻关一直支撑和服务着一线临床救治和社区防控，在病毒溯源和传播、检测试剂与设备、临床救治和药物、疫苗研发、动物模型构建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我们已经了解了新冠病毒的传播途径和防护知识，确定了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并分离得到病毒毒株，研发出多病原检测新技术，筛选出一批有效药物和治疗方案，积极开展了新冠疫苗的研制。未来将在深入国际合作的基础上，继续在病毒研究、药物开发和疫苗研究方面加快进程。

　　结束语

　　在这次新冠疫情防控斗争中，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公共卫生人员是抗击疫情的先锋队，是救治患者和疫情防控的主力军。同时，还涌现出大批仁人志士和许多感人事迹：解放军战士们闻令而动，敢打硬仗；公安民警、疾控人员、社区人员等坚守岗位，日夜值守；新闻工作者不畏艰险，深入一线；志愿者真诚奉献，不辞辛劳；工人加班加点，为防疫一线生产物资；快递员、外卖员坚守岗位，配送商品；环卫工人不畏寒冷，为街道清洁消毒；康复出院的患者捐献自己的血浆治疗新冠重症患者……这些事迹定格了无数个齐心协力抗击疫情的温暖瞬间，体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和代代相传的优秀文化！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当前，新冠疫情防控在我国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在其他国家的蔓延扩散让人忧心。我国一如既往地发挥大国负责任作用，保持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加强国际合作和援助，与相关国家沟通和分享经验，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充分体现了中国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和担当。

　　人心的光辉和精神的力量将指引我们到达科学或许尚未到达的地方。医者在疫情中的人文自觉彰显了人文精神，体现了人文情怀。只要我们同舟共济、团结协作，就一定能够打赢新冠疫情防控这场战役，共同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和人类健康福祉。

　　作者简介：

　　詹启敏

　　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深圳研究生院院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